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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:“五星级信访员”的真诚坚守
发布日期:2011年06月13日  阅读:  来自:《人民法院报》

十年:“五星级信访员”的真诚坚守

——记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专职信访员梁仕保

 

本报记者 林晔晗 本报通讯员 马伟峰

 

 

  有人说信访工作难做,他在专职信访员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。

 

  有人嫌信访工作繁杂,他从接待、核查到督办、答复全是一个人包干。

 

  有人怕当事人闹访,他却常常把自己和当事人关在办公室里,一聊就是一天。

 

  增城法院院长曾醒萍和同事们说,有“保哥”在这个岗位上,我们信得过。

 

  来访的群众说,梁法官的话,我们信得过。

 

  保哥的“茶功夫”

 

  在增城,大家都叫梁仕保“保哥”。

 

  保哥爱喝“功夫茶”(之所以叫“功夫茶”,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,操作起来需要一定的技巧),但更多的人觉得保哥更了得的是他的信访“茶功夫”。

 

  到增城法院采访的当天,正是广州全市领导大接访的日子。想到梁法官一定很忙,我们一直等到十一点多,才去到信访室,正赶上他把几位当事人送到门口。

 

  看到我们,梁仕保连连道歉:“实在不好意思,让你们久等了。今天是大接访,来的人特别多。”

 

  人坐定,梁仕保便开始给我们泡功夫茶。

 

  “保哥泡茶很少说话,让来的人有一种安静的感觉,不过来保哥这里喝茶很方便。”陪我们过来的办公室袁主任透露了个“秘密”:这儿的桶装水,平均一天就得一桶。

 

  “上访也好‘闹访’也罢,来者都是客。广东人爱喝‘功夫茶’,往往是茶一端,气就消一半。”梁仕保说。

 

  “一杯热茶,几句暖话,没想到在这儿管大用。”到信访室实习不久的书记员李月梅体会颇深。

 

  今年46日,是清明节后上班的第一天,上午11点钟,信访室来了二十多个六七十岁的老人,说是从广州专程包车赶到增城法院的。

 

  老人们除了三四个是男的,大部分都是妇女,情绪很激动,七嘴八舌,一时间像炸开了锅。

 

  梁仕保喊保安搬来了椅子,亲自给他们一一端上热茶,奔波了近两个小时的老人们也都渴了,水到嘴边,话就缓了。

 

  梁仕保一边不停地加水,一边和老人们细聊,终于把事情原委弄明白了。

 

  原来,老人们是在几年前听信一家炒卖墓地公司的蛊惑,拿出“棺材本”在增城买了墓地。不想公司后来经营不善,大部分投资“打了水漂”,只剩下了一片墓地。那天,老人们不知从哪儿听说,公司财产马上要被转移,于是相约一起包车从广州来到增城法院,要求法院查封墓地和公司财产。

 

  核实情况后,却发现许多老人家根本就没有到法院起诉,法院无法介入。固执的老人们一听又急了起来,一定要法院给个说法。

 

  梁仕保见此情形,先泡上一壶功夫茶,又请来了业务庭和执行局的法官,详细解释相关法律规定,还拿了一大沓空白起诉书,指导老人们书写诉状。直到下午,老人们总算放下心来,最后都满意地离开法院。

 

  “那么多老人家,我真怕他们激动起来有个三长两短。多亏了保哥的功夫茶,是吧?”李月梅一直忘不了那天的情形。

 

  梁仕保却不认同。

 

  “其实,一杯功夫茶只是个引子。如果一杯茶就能解决问题,那信访就好做了,关键在于倾听。信访工作有时候和心理医生有点类似,要听懂、听准来访人的心思,然后才能对症施方。功夫茶一喝,大家的心就静了,我才能更好地倾听当事人的意见。”

 

  “信访工作首要是‘安访’,要‘安访’就需要沟通,而倾听是最好的沟通方式”。

 

  正在这时,梁仕保的办公电话响了起来,他连忙回到座位上接起了电话。

 

  这个电话接了整整25分钟。

 

  电话那边,听起来是有当事人不了解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的要求。梁仕保一边听,一边拿着笔记录,一边耐心解释,自始至终没有抬头。

 

  “不好意思,我们这里啥都不多,就是电话多、材料多、抱怨多。”放下电话,带着歉意,他双手递上了一杯热腾腾的茶。

 

  “‘功夫茶’里包含着梁仕保下的‘真功夫’,十年信访工作,每年接访上千人次,他实现了‘零投诉’,增城法院这块牌子成为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响当当的‘信得过单位’,梁仕保的工作功不可没。”曾醒萍说。

 

  难以“兑现”的七张借条

 

  真心、贴心、爱心、耐心、公心,在大伙心目中,梁仕保是不折不扣的“五星级信访员”。

 

  不过与“五星级信访员”不相称的是,梁仕保办公室墙上却一面锦旗也没有。

 

  “保哥,你又把那些锦旗藏哪里去了?里面还有给单位的呢!”袁主任佯怒。

 

  “锦旗应该挂,不过更应该挂在陈列室。”顿了顿,梁仕保又说,“不过,锦旗也真有管用的时候。”

 

  20089月,有个外地来的小伙子,先是打电话,后来说要到法院来信访,语气很冲,也不听劝,动不动就一句:“我凭什么相信你?”

 

  小伙子来的那天,正赶上有人来送锦旗。

 

  小伙子目睹了全过程后,口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:“梁法官,我听你的!”

 

  梁仕保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:不管有多忙,来信访的情况都要做到当天登记、尽快处理。

 

  记者随手翻开了一本信访登记簿,让记者吃惊的是:所记录的每一起信访案件非常详尽,不仅有案情介绍、信访问题、办理意见,还包括来访人的基本特征,甚至有些当地当事人的“小名”都记在上面。

 

  “我们的信访登记簿有好多呢!这样的登记簿,保哥几乎一个月就要用一本。”李月梅告诉记者。

 

  有一次,梁仕保看到有个在排队等候接访的人很眼熟。凭着印象,他很快在登记簿里找到了上访者一年多前的记录。

 

  “老严!你好!”

 

  听到梁仕保一下子叫出自己的名字,严某很激动。“梁法官,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!”

 

  在登记簿里,记者无意中发现了夹在中间的几张借条。数了一数,总共七张,数额不等。

 

  “借到增城法院信访梁法官170元,如果不还,就欠500元。”

 

  “现收到增城法院救助款600元,执行以后归还。”

 

  “代受害人、儿子、女儿领取梁仕保路费现金450元,日后一定偿还。”

 

  ……

 

  “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他们还。要他们写欠条,是因为不能让他们觉得总靠别人的施舍过活,还是要自力更生。”

 

  记者又问,“你算过大概‘借’了多少钱吗?”

 

  “那没有算,反正只要口袋里有钱,就不会不管。”

 

  调研科科长毛冠贤说,保哥这几年资助的当事人少说也有五六十人,万把块钱。

 

  梁仕保摆摆手,“都是小事。我这里也没有大事。”

 

  “做信访工作十年,我什么怪事都碰到过!”

 

  2006年,有个患心理障碍的人来法院信访。他认为,曾喝过别人给的啤酒,之后自己脑子里想什么,对方都知道。他来法院是想让法院把他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。

 

  那天是周六,梁仕保刚好来办公室,那人拿两块大石头,把法院玻璃砸了,门口的广告牌也砸了,一块石头刚好从梁仕保身边擦过。警方闻讯赶到后,得知这人有精神病,也没法追究他的责任,他的家人也不愿管他。

 

  后来,梁仕保通过法院领导找他村里,做村干部的思想工作,对他加强监管,这几年他不来了。

 

  “做信访工作十年,什么怪事我都经历过!”梁仕保说。

 

  有个60多岁的老太太,经常来法院唱歌,她也很逗,唱的内容是把国际歌改编成骂人的话。她来信访反映的问题,都是左邻右舍的小事,二十多年前和别人吵一架,现在也来起诉。跟她说不清、道不明,有村民和她吵架后,都不敢回家住,她的儿女也不理她,认为她无理取闹。

 

  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太,梁仕保反复耐心地劝说她,让她不要打扰法院的工作,老太太好不容易答应不唱歌了,可是过了一会又说,不行,我还是要唱歌。中午,老太太饿了,梁仕保给她打饭;晚上,开私家车送她回边远山区的家;太晚了,就自己掏钱安排她在旅店住一晚。

 

  “不管是谁,我们不能随便地打发了事。”

 

  2007年,一个患有高度抑郁症的患者,整天戴个大草帽,一来法院就坐一上午,他带一大袋子材料,封皮上写着给中央领导,材料里面写的却是“邻居家的一只猫,晚上喵喵叫,吵得我睡不着觉”。

 

  梁仕保了解到,现年60多岁的当事人曾以增城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,因病没去,由此得了抑郁症。考虑到当事人的实际情况,梁仕保去居委会协调,每月给他几百元最低生活保障,叫他哥哥把他领回去,解决了低保,这几年他不再来了。

 

  “很有意思,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‘困难户’,就好像信访室的‘VIP’,到这儿来享受特别待遇。”谈起这些让人头痛的事,梁仕保的脸上始终挂着笑意,“有的当事人来法院只是倾诉,我要做的就是真诚地倾听,耐心地解释,毕竟很多问题靠法院一家是无法解决的,我能帮他们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,我多做一点,可能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。”

 

  “五星级信访员”的无奈

 

  “做信访工作十年,我经常感到很害怕!信访员不是‘传话筒’,我害怕自己没有办法帮到他们。”梁仕保显得有些忧虑。

 

  “近年来,我几乎每年都要接待几十宗交通肇事赔偿纠纷。肇事司机把人撞死后逃跑了,现场就留下一辆破车,肇事司机‘无名氏’,当事人不管……”

 

  “反正你们法院已经判了我这么多钱,你们就要替我执行回来。”

 

  “法院很为难:肇事者找不到,找到了又没有钱,只好把那辆车拍卖了,像一堆废铁一样,能卖多少钱?”

 

  “我只能耐心地跟当事人解释,替他去职能部门跑跑,尽量给他申请到一点救助,别的办法也没有。”

 

  “经常是伤者躺在医院等钱抢救,肇事方迟迟不给钱。我真的见不得这种情况,很揪心!”梁仕保一口气讲了很多无奈。

 

  “我不想只当‘传话筒’,但是,经常我也很无奈!”

 

  而类似于这样的无奈,梁仕保几乎每年都要碰到几十起。

 

  1985年,胡某的爷爷过世前,写遗嘱表示给她一份房子,但是后来胡某和叔叔打官司争房产,执行阶段多给了叔叔两平方米住房,叔叔也据此办了房产证。

 

  胡某咽不下这口气,她便到处信访。2007年开始,胡某频繁来增城法院信访,心情不好就来倾诉一番,短了三五天,长的几个月来一回。每次上门,梁仕保都耐心接待,中午时,还给她买盒饭吃,天晚了,就开私家车送她回家。

 

  “这种当事人哪儿都有,他们来法院也知道解决不了问题,可是他们郁积在心中的闷气,总要有个发泄的渠道。”梁仕保说,“我就认准一条,群众的信任,是我最大的满足,这是信访工作最好的回报。”

 

开庭公告